倭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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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
乌齐格里·倭仁
字号:
字艮峰
所处时代:
清朝
人物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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倭仁(1804-1871年)乌齐格里氏,字艮峰,蒙古正红旗人,晚清大臣,理学家。道光九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历中允、侍讲、侍读,同治帝之师。任副都统、工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十年,晋文华殿大学士,以疾再乞休。寻卒,赠太保,谥文端,入祀贤良祠。政治态度保守顽固,为同治年间顽固派首领。所著辑为《倭文端公遗书》。子福咸,江苏盐法道,署安徽徽宁池太广道,咸丰十年,殉难宁国,赠太仆寺卿,骑都尉世职;福裕,奉天府府尹。从子福润,安徽巡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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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
乌齐格里·倭仁
字号
字艮峰
所处时代
清朝
民族族群
蒙古正红旗
出生时间
1804年
去世时间
1871年
主要作品
《倭文端公遗书》
主要成就
理学家、同治帝师傅、文渊阁大学士

生平介绍

倭仁,河南驻防。二十二年,擢詹事。二十四年,迁大理寺卿。

文宗即位,应诏陈言,略曰:“行政莫先於用人,用人莫先於君子小人之辨。夫君子小人藏於心术者难知,发於事迹者易见。大抵君子讷拙,小人佞巧;君子澹定,小人躁竞;君子爱惜人才,小人排挤异类;君子图远大,以国家元气为先,小人计目前,以聚敛刻薄为务。刚正不挠、无所阿向者,君子也;依违两可、工於趋避者,小人也。谏诤匡弼、进忧危之议,动人主之警心者,君子也;喜言气数、不畏天变,长人君之逸志者,小人也。公私邪正,相反如此。皇上天亶聪明,孰贤孰否,必能洞知。第恐一人之心思耳目,揣摩者众,混淆者多,几微莫辨,情伪滋纷,爱憎稍涉偏私,取舍必至失当。知人则哲,岂有他术,在皇上好学勤求,使圣志益明,圣德日固而已。宋程颢云,‘古者人君必有诵训箴谏之臣’。请命老成之儒,讲论道义,又择天下贤俊,陪侍法从。我朝康熙间,熊赐履上疏,亦以‘延访真儒’为说。二臣所言,皆修养身心之要,用人行政之源也。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讲筵。惟君德成就而后辅弼得人,辅弼得人而后天下可治。”疏入,上称其切直,因谕大小臣工进言以倭仁为法。未几,礼部侍郎曾国藩奏用人三策,上复忆倭仁言,手诏同褒勉焉。寻予副都统衔,充叶尔羌帮办大臣。大理寺少卿田雨公疏言倭仁用违其才,上曰:“边疆要任,非投闲置散也。若以外任皆左迁,岂国家文武兼资、内外并重之意乎?”咸丰二年,倭仁复上《敬陈治本》一疏,上谓其意在责难陈善,尚无不合,惟仅泛语治道,因戒以留心边务,勿讬空言。候补道何桂珍上封事,言倭仁秉性忠贞,见理明决,生平言行不负所学,请任以艰钜,未许。三年,倭仁劾叶尔羌回部郡王阿奇木伯克爱玛特摊派路费及护卫索赃等罪,诏斥未经确讯,率行参奏,下部议,降三级调用。

四年,侍郎王茂廕等请命会同筹办京师团练,上以军务非所长,寝其议。寻命以侍讲候补入直上书房,授惇郡王读。五年,擢侍讲学士。历光禄寺卿、盛京礼部侍郎。七年,调户部,管奉天府尹事,劾罢盛京副都统增庆、兵部侍郎富呢雅杭阿。及颁诏中外,命充朝鲜正使。召回京,授都察院左都御史。同治元年,擢工部尚书。两宫皇太后以倭仁老成端谨,学问优长,命授穆宗读。倭仁辑古帝王事迹,及古今名臣奏议,附说进之,赐名《启心金鉴》,置弘德殿资讲肄。倭仁素严正,穆宗尤敬惮焉。

寻兼翰林院掌院学士,调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疏言:“河南自咸丰三年以后,粤、捻焚掠,盖藏已空,州县诛求仍复无厌。朝廷不能尽择州县,则必慎择督抚。督抚不取之属员,则属员自无可挟以为恣睢之地。今日河南积习,祗曰民刁诈,不曰官贪庸;祗狃於愚民之抗官,不思所以致抗之由。惟在朝廷慎察大吏,力挽积习,寇乱之源,庶几可弭。”是年秋,拜文渊阁大学士,疏劾新授广东巡抚黄赞汤贪诈,解其职。

六年,同文馆议考选正途五品以下京外官入馆肄习天文算学,聘西人为教习。倭仁谓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尤以西人教习为不可;且谓必习天文算学,应求中国能精其法者,上疏请罢议。於是诏倭仁保荐,别设一馆,即由倭仁督率讲求。复奏意中并无其人,不敢妄保。寻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倭仁屡疏恳辞,不允;因称疾笃,乞休,命解兼职,仍在弘德殿行走。八年,疏言大婚典礼宜崇节俭,及武英殿灾,复偕徐桐、翁同龢疏请勤修圣德,停罢一切工程,以弭灾变,并嘉纳之。十年,晋文华殿大学士,以疾再乞休。寻卒,赠太保,入祀贤良祠,谥文端。光绪八年,河南巡抚李鹤年奏建专祠於开封,允之。

初,曾国籓官京师,与倭仁、李棠阶、吴廷栋、何桂珍、窦垿讲求宋儒之学。其后国籓出平大难,为中兴名臣冠;倭仁作帝师,正色不阿;棠阶、廷栋亦卓然有以自见焉。倭仁著有《遗书》十三卷。子福咸,江苏盐法道,署安徽徽宁池太广道,咸丰十年,殉难宁国,赠太仆寺卿,骑都尉世职;福裕,奉天府府尹。从子福润,安徽巡抚。光绪二十六年,外国兵入京师,阖家死焉。

主要思想

哲学思想

倭仁哲学思想的基本概念是“理”。理的内容主要是指仁、义、礼、智等封建道德。认为人自身只有仁、义、礼、智之理,人们之间的理不异于己之理;物理又不异于人之理。宇宙万物都统一于一个理。这是把世界归结为精神的唯心主义。

倭仁在认识论上主张“理在心中”的先验论。《为学大指》说:“盖人心虚灵,天理具足,仁、义、礼、智皆吾所固有”。但心中之理不会自明,因为有“物蔽”,人们为“利禄之趋,习俗之徇,泪没沉沦,而为人之理遂失”。因此,需要“致知”,认识天理。这对任何人都一样,圣人也不例外,世上人人都应当学习。

倭仁认为认识天理即是认识己性、人性和物性,并把它们区分为两个阶段:①“尽己性”,即认识自己的天性,按天理去约束自己的言行。要做到这点,必须克服私念。因为“念

虑萌动之初,为善恶分途之始”,不去掉私念就不懂得自己的善性。去念的办法是“端庄静一”、“涵养本原”、“察几慎动”、“克己复礼”等,只有这种内心修养,才使天理不受物蔽而清明昭著。②“尽人性、尽物性”,即认识人们之间和物之中隐藏的天理。穷尽物理要从一物上穷理开始,“稽之圣贤,讲之师友,察之事物,验之身心,以究析其精微之极至”。更重要的是用“类推”的办法,认为类推可认识到大至“天地之运,古今之变”,小至“一息之顷,一尘之微”的万物都是一“理”类推还能认识到“物我一理”,自一身,以至一家,至于万物,都有君臣、朋友的关系,都是一个天理。这两个阶段,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他认为尽己性才能尽物性,否则就不能为“天地立心,万物立命”。物性是己性的类推。他指出那种从万物中寻找离开己性的“闻识”“晓会”是对穷理的曲解。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尽己性必尽物性,要推己及人,推己及物,应把尽物性看成是自己份内的事。他指出,因“物我异体”而只修己性,不及人和物,是不懂己性的真正含义。倭仁在社会问题上主张“帝王心治天下”的唯心史观认为社会的治乱、兴衰决定于朝廷的政治和用人,政治和用人又受帝王的心制约。《辅弼嘉谟》说,帝王的心“为万事之主”,是“用人行政之得失”的原因,“天下之治乱安危系之此”。帝王心正,则天下事没有不正的;心不正则不会有正的。他要求帝王之心“明白洞达,而无一毫邪曲之私”,做到“发之政事乃合于天理之正”,象尧舜禹汤文武那样治理天下。

倭仁推崇程朱之学,说“辨学术当恪守程朱,以外皆旁蹊小径,不可学也”。他的思想基本继承理学的传统,又糅杂了其他思想,包含主观唯心主义的成分。

倭仁早年和曾国藩、何桂珍等人就学于理学家唐鉴的门下,后因其学业优长,为两宫太后器重,成了穆宗(同治)的帝师。在洋务运动中,他站在顽固派一边,在上疏的奏折中提出“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反对设同文馆和学习西方科学知识,成为顽固派的重要思想代表。

理学思想

在道咸同时期程朱理学复兴的潮流中,倭仁是以唐鉴为中心的京师理学群体中的重要成员。然而,关于倭仁的理学思想及其对当时理学复兴的影响,史学界关注得并不够,下面拟略作探讨。

倭仁是晚清著名的程朱理学家,但他并不一开始就“笃守程朱”,其早年治理学是“从王学入手”的。吴廷栋说:“倭艮峰先生之学亦从王学入手。” “艮峰先生之学以诚为本……人知其由王学入手。”方宗诚说:“先生(吴廷栋)尝谓艮峰始由王学入手。”“倭艮峰侍郎为近代名儒,往予见邵位西与人手札,言侍郎学涉陆王,而躬行有余,竹如先生亦言侍郎从陆王入手。”方宗诚只是转述吴廷栋(竹如)和邵懿辰(位西)的看法,吴、邵、方三位都是倭仁同时代的人,而且他们关系非常密切,尤其吴与倭,可谓至交,因此,他们的观察与记载应当是准确可信的。

倭仁理学思想的王学渊源,从其理学思想本身也可以找到某种程度的印证。据李棠阶《日记》记载,他自称:“往往妄有论说,虚骄之气不清,沈深之识不完,以此任事,鲜克有济,望风捕影,徒自驰骛。”倭仁批语曰:“姚江答克刚语是对症药!”可见,他们曾经讨论过王学。倭仁理学中的王学底子,即使在其中年“笃守程朱”的思想定型后,仍然偶尔会无意识地稍有流露。例如,倭仁在《日记》中说:“事天无他,事心而已矣”。恪守程朱甚严的吴廷栋批曰:“说事心固似有语病”,意即有因袭王学之嫌,经辩驳,倭仁自己也承认:“‘事天之学,亦事心而已矣’二语,未免沿袭‘心即理也’之误”。“心即理也”即王学主旨。又如,倭仁在《日记》中谈到“看未发气象”时直接征引王阳明的话,他说:“看未发气象,姚江有一段说得紧切,云:‘此是教人用戒谨恐惧工夫,正目而视惟此,倾耳而听惟此,洞洞属属不知其他。’即程子‘敬而无失,即所以中’之意。”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一条:“延平每教人静,其云:‘学为私欲所分,故用力不精,须打断诸路头,静中默识,使泥滓渐渐消去’。又云:‘静坐看喜怒哀乐未发气象,不惟于进学有功,兼亦是养心之要’。又每言‘脱落融释’。皆吃紧为人语。”静中体验未发,是理学中二程高弟杨时再传至李侗(延平)的所谓“道南指诀”。李侗是朱熹的老师,他曾经教朱子静坐体验未发气象,即通过高度沉静的内心修养而体验一种浑然与物同体的神秘精神境界,这是一种直觉主义的修养方式。尽管朱子做了很大的努力,但始终未能获得那种体验,因而很自然地对静心体验作为道德修养的普遍有效性表示怀疑,而最终倾向于程颐“主敬致知”的理性主义修养方式。正如吴廷栋的批评,倭仁所赞许的延平静坐法“毕竟非学者通法”,其与程朱“主敬”法相背,反为“谈姚江之学者所假借”。其实,这正好说中了倭仁理学思想中的王学旧底子。

倭仁早年治理学“从王学入手”主要是深受河南历史人文环境的影响。清代河南理学受明末清初大儒孙奇逢的影响较深。“中州承伊洛之泽,至今讲学之风不绝,惟自夏峰倡道以来,祖姚江而祧伊洛,一二力学之士未免以良知之说先入为主,阴与程朱相牴牾。”河南学者在夏峰学术思想的影响下,在理学上虽主张不立门户,然而多偏向王学。倭仁是河南开封驻防旗人,他早年在京师任职翰林院时,主要交往的是一些河南同乡。当时,倭仁与李棠阶、王鉁、王检心、王涤心等人经常有“会课”活动,而参与“会课”的这些“河南同志”大都偏主王学。如李棠阶与王鉁“相与讲王守仁、罗洪先之学”,王鉁“讲学以阳明为宗”,王检心“其学主姚江”。这对倭仁的理学宗向有重大的影响,使倭仁的理学思想具有王学的渊源。

后来,倭仁转向程朱则与他交游对象的变换有关,同时也与道咸同时期作为“正学”的程朱理学复兴的潮流相一致。据方宗诚的观察:“公(倭仁)先与河内李文清公、内乡王子涵观察切劘心性之学,俱由阳明、夏峰之言以入,后与吴竹如侍郎志同道合,时侍郎方为刑部主事,公日夕相讲习,始专宗程朱之学,久而弥精,老而愈笃,名益尊位益贵,而下学为己之功益勤恳而不已。”

在这里,方宗诚看到了倭仁治学转向与其交游的关系。但是,由于方宗诚与吴廷栋关系最为密切,他只提到吴廷栋一人的影响,这是很不全面的。其实,当时与倭仁经常在一起相处讲求正学的尚有曾国藩、何桂珍、窦垿、吕贤基、邵懿辰等人,而众皆以唐鉴为师,“皆从公考德问业”。唐鉴(1778~1861)论学“于宋宗程朱,于明宗薛胡,于清宗陆张,排斥心宗最力,以为害道。” 是一位终生笃信程朱、讲求正学的饱学之士。当倭仁向唐鉴问学时,唐鉴明确地告诉他:“学以居敬穷理为宗,此外皆邪径也。”“居敬穷理”是程朱格致之学的主旨,可见唐鉴对倭仁转向程朱理学的直接影响。唐鉴所著《国朝学案小识》一书,“正洙泗之坛坫”,“严洛闽之藩篱”,“为斯世扫榛莽,为后学正趋向,为希贤作圣者立一必可至之正鹄”。倭仁深契于唐鉴的卫道精神,他说:“唐敬楷先生《学案小识》一书,以程朱为准的,陆王之学概置弗录,可谓卫道严而用心苦矣!” 正因此,唐鉴此书不失为倭仁由王学转向程朱的一盏指路明灯。在唐鉴京师讲学所导引的理学复兴大潮中,倭仁适时地完成了由王学到程朱的理学宗向转变。倭仁治理学虽然“从王学入手”,但是,自从弃王学而改宗程朱以后,便确立了他此后终生的学派立场:尊朱黜王——倡程朱为正学,斥陆王为异端。他说:“学术当恪守程朱,以外皆旁蹊小径,不可学也。”自然,倭仁定型的理学思想是“恪守程朱”。对程朱理学,倭仁虽然没有理论创新,但他力图按照程朱的观点阐释了一些重要的理学范畴与命题,构建了自己的理学思想体系。

首先,在理气论方面,倭仁以 “理”为哲学的最高范畴。他说:“万物之生,天